使文学语言保持生命力张建英文中使用方言所呈现的第二个特点，即“所使用的方言须独具功能”，庄文已有举例说明：英培安小说《戏服》用了大量广东话，理由是小说主要人物梁炳洪与德仔一直生活在广东话的环境中。再如1959年，青年书局出版谢克的短篇小说集《新加坡小景》，书中不乏方言词汇的使用；而这些方言词汇或说法，正契合新加坡建国前的民风。 结合过往国内外作家学者的论述，我尝试归纳出华文文学创作中方言杂糅的三要素： 中国学者杨怡在《印尼华文文学语言特色》一文中指出：“印华文学作品中对方言的使用，俯拾即是，许多地方不仅用得恰到好处，而且还使得文章的语言风格和感情基调相得益彰，十分和谐自然。”另一中国学者林明贤在《菲律宾华文文学语言特色》一文中指出：“为了增强文学作品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菲华作家善于巧妙地将经过加工的闽南方言俗语融人进现代汉语的写作中。” 一、使用词义广为人知的方言；二、所使用的方言须独具功能；三、促进族群文化的提升与融合。 刘云指出，郭宝崑把一向来各种语言源流戏剧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打破，标新立异，对多元语种的语码进行频繁密切的杂糅，并尝试以这种崭新戏剧语言形式惊醒人们：如何吸收他族文化中你所需要的，有利于你成长发展的元素，汲取其精华为己所有，以达至自己素质的改良提升和完善。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 高文与赵文的最大差别在于被动与主动。高行健意在警惕作家使用词义广为人知的方言说法或词汇，这种警惕带有“被动”性质；而赵戎则是认为作家通过文学中的方言杂糅，能“主动地”使那些原本不甚普遍的方言词汇成为大众语。 相对于前两个要素，第三要素“促进族群文化的提升与融合”显得格外重要，但却较少有学者触及这方面的讨论。新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杂糅特质，表现得最为彻底的是剧本。曾在新加坡修读南京大学文学硕士课程的刘云（笔名依林）在《高屋建瓴——郭宝崑戏剧中的新加坡语言文化》一文（《新加坡文艺》第92期，2006年8月）中指出，郭宝崑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的戏剧《单日不可停车》，所表述的是新加坡社会中寻常百姓“认真感性的驾车人面对冰冷而荒谬的停车规则无理可论”的主题。 关于华文文学中方言杂糅的课题，包含了主动书写与被动选择、规范与包容等诸多取舍考量，无论如何，在上述三要素中，我们应承认的是，第三要素“促进族群文化的提升与融合”是在第一要素“使用词义广为人知的方言”和第二要素“所使用的方言须独具功能”的基础上，文学创作者或可大步向前的努力目标。 中国学者张建英在《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特色初探》一文中的观点，涵盖了方言杂糅的两个要素：“新华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方言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以闽、粤方言为主，汉字选择上较通俗易懂，不同方言群的读者能根据字本身或上下文对此进行大致推断或直接加以理解，使这些具有生命力并易为读者所广泛接受的方言词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二是有选择地使用方言，与作品整体表达需要融汇一体，较为集中地出现于人物口语对话之中，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第一要素“使用词义广为人知的方言”，也就是高行健所指出的准则。例子之一是1958年新华作家苗芒在散文《铜锣声中》中，15次以具方言色彩的名词“樽”（酒杯）取代“瓶”，作为跌打药油海狗油的量词。关于这一点，新华作家赵戎早在1958年就说过：“作家对于方言的吸收，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他要使那些有用的方言，成为能够通行各地的大众语。所谓方言，其实经过洗炼，已成大众语了。” 在东南亚国家中，华文文学的方言杂糅程度也取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来源，例如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一样，以闽粤居多，菲律宾以闽南居多，泰国以潮汕居多。这些地方的方言长期存在于作家的脑海中，在创作时不知不觉融入作品，尤其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方言杂糅习气成风。 根据郭振羽教授、罗福腾副教授合著《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所引述的1957年新加坡母语群比例，在144万5929的普查总人口数中，华语母语群仅占0.1%，福建话母语群30%，潮州话母语群17%，广州话母语群15.1%；换句话说，单是这三种方言的母语群，就占了当时近三分之二人口。这充分解释了为何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谢克以及许多本土作家笔下的小说人物，对话出现诸多方言词汇的现象。 1980年代中期，虽然新加坡推行推广华语运动已有数年，但民间仍流行讲方言，甚至进入一个多语杂糅的境地。在这部单人剧中，叙述者与儿子、掌管停车事务官员的对话，以及他的直接叙述，通过这种富有浓厚本土生活气息的语码杂糅的语言，使他所面对的现实困境更生动也更有说服力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据刘云统计，在这部以华语为基调的戏中，英语、马来语和闽南方言总共出现233次，其中，英语196次，闽南方言23次，马来语14次。 整体而言，学者并不反对在文学创作中加入适度的方言词汇，重点是要吸收方言中有营养的成分来丰富文学语言，使文学语言保持旺盛生命力。 今年1月，《联合早报》发表庄永康文章《英培安论方言书写》，此文沿袭了庄先生一以贯之的“华语定为母语是社会之需”的论调，同时也解释了已故作家英培安在小说创作中使用方言的原因。此外，此文借由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话语，指出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的一个章则，即“必须是不说这种方言的人听来也能接受。如果把只有说这种方言的人才懂的说法或语汇直接引入的话，恐怕不妥”。 |
